四川省诗书画院四川中国书画美术馆正在举办“槐轩流韵——刘奇晋书法作品展”；行脚成都也发表了相关文章。2023年6月17日，我应邀参加开幕式以后，便参观了刘奇晋先生的作品以及关于刘氏家族传承的小特展。自己虽然不是书画界的成员，对书法的了解很有限，但由于曾经与刘奇晋先生的交流颇多，本次展览还引起了我对先生的众多回忆和感慨。在对四川刘门的研究工作中（详见拙文《槐轩之道——四川刘门的源和流》），我曾蒙刘奇晋先生及其家人的热情接待和大力支持。本文意在分享自己对刘先生的回忆，以表感恩之心。
2007年5月16日于梓潼街住宅，自右至左：刘奇晋、作者、刘伯谷及夫人黄氏、奇晋女儿刘耘
据四川书法家网介绍，“刘奇晋祖籍四川双流，1942年4月生于成都，四川省著名书法家、书法教育家、书法理论家、书法组织工作者。1962年，在父亲刘东父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学习书法。1978年任成都市西城区文化馆书法辅导干部，后任业务副馆长，长期从事群众书法篆刻的组织、辅导和培训工作，成绩显著。文革后百废待兴，为振兴中华书法艺术，刘奇晋先生率先筹办了成都西城区文化馆书法组，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全国最早的书法组织之一，为推动四川省书法艺术事业的复兴与发展，为培养推出书法艺术的新人作出了重要贡献。1982年起为苏轼书法系年，并开展苏轼书法艺术研究，1991年与刘正成合编出版《中国书法全集·苏轼卷》，次年该书获四川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，1994年参加《四川省志·文艺志（1840–1990）》编辑工作，任书法部分总纂和撰稿，为中国书法艺术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基础性学术资料。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委员，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，四川省书法家协会顾问，四川省书法家协会第三、四届副主席兼教育委员会主任，四川省文联第三、四届委员，四川省书学学会副会长，四川省巴蜀诗书画研究会副会长，成都市书法家协会顾问，成都市书法家协会第一、二、三届副主席，成都市文联第二届委员，成都市政协委员，成都市政协书画院副院长，民革成都市委会常委、中山书画院顾问，成都市书法研究会副会长，开明印社名誉社长，四川师范大学客座教授，丙戌金石书画研究会副会长，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。刘奇晋先生于2019年3月4日在成都去世。”
刘奇晋为清儒刘沅（字止唐，一字讷如，号清阳、槐轩，1768–1856）之玄孙；跟其父刘恆壁（字东父，号旷翁，1902–1980）一样，他继承了双江刘氏家学的文脉和精神。无论狭义上的刘氏家学，还是清末、民国时期影响广泛的“刘门”团体，除了一般“学问”以外，他们注重的是“成己成人”的修养。在刘门的教学体系中，书法其实也是“修身养性”的方法之一。“川西夫子”刘沅在他的启蒙读物《蒙训》中便写道：“书法泄菁华，圣人递造作。可以正人伦，可以详物则。点画要分明，六体循古法。无德徒精工，术艺亦何益？”据此，除了“文以载道”的常规作用之外，一个人写的字也是其修养的表现和流露，反过来，写字本身就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法。而且，书法应该“循古法”，写得干净，学透先人的字；没有掌握古人的笔法，何以还能“创新”？这正是刘奇晋先生反复嘱咐他学生的道理：不扎根于传统，是无法创新的。
2009年5月与友人拜谒新都宝光寺，左二：刘奇晋，右二：作者
自然而然，双江刘氏家族出了不少书法家，无论是刘门的历代掌门人，还是其他家族成员。槐轩先生刘沅自己的墨宝颇为罕见；后来孙辈所留下的字迹多得多，尤其是天才学者刘咸炘（字鑑泉，1897–1932）和成都“五老七贤”中五老之一的刘咸荥（字豫波，1858–1949）。当然，门人当中也不乏书法大家；最值得一提的是槐轩门人颜楷（字雍耆，1877–1927）。颜楷不仅题了成都人民公园中“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”一面上的字，刘门的很多重要文字都以他的字刻在了石碑上并得以传世。直到刘东父、刘奇晋父子，刘氏家族的书画传承已进入当代。
2009年10月于新津老君山与刘奇晋、向黃拓颜楷书《江原形家诗》碑
2007年春，我初次认识了刘奇晋先生及其家人。从那一年开始，我常常来成都做学术访问，由于刘门是自己的研究重点之一，我跟刘沅曾孙刘伯谷先生（1930–2022）来往颇多（详见拙文《亦师亦友——缅怀刘伯谷先生》），但也经常拜访刘奇晋先生。我们常常在位于梓潼街的住宅见面，讨论刘氏家族的历史，也畅聊我自己的研究者生涯，几乎无话不说。就这样，我们即成忘年之交。2007年5月16日是难忘的一天；我在刘奇晋家里过了自己的生日，刘伯谷夫妇也来了，好不热闹！刘奇晋当时送给我的礼物一直到现在还陪伴着我。他写了刘沅《豫诚堂家训》上的“温良恭简，到处春风”一句，裱褙好了赠送给我。之前，我还请过他为自己正在撰写的研究专著题字：“槐轩之道”；这幅字后来被影印到了在德国发表的书上。
2013年5月拜谒青城山玉清宫，左一为刘奇晋夫人李小英，左三为玉清宫当家马诚钰道长
巴蜀道学泰斗王家祐先生（1926–2009）曾告诉我：“你不仅要读书，还要读人。”刘奇晋为人豪放，风趣横生，同时平易近人，细致入微。每次到成都，我都会跟刘奇晋先生约着见面。除了维系我们之间的友谊以外，我们谈玄论道，还展开了很有意义的学习互动，甚至会一起游学。不记得是哪一年，我偶然发现了位于文殊院西北角的娘娘庙（蜀汉广生宫）；这座玲珑小巧的道观当时还隐藏在一处大杂院中，里面黑漆漆的，但仍有几位道人守护着。我当场打电话给了刘奇晋，告诉他我的发现；刘老师立马骑上了自行车到娘娘庙，和我一起参访了鲜为人知的名胜古迹。
后来，我们一起拜谒新都宝光寺，在寺内瞻礼佛祖舍利，并参观了刘老师给禅堂题的字。有一次，我们约了向黄老师（1961–2017）前往新津老君山；我在山上老子庙的混元殿中发现过一块颜楷书的石碑（详见拙文《二十四治访道记：稠稉治·下》）。我们把碑上的《江原形家诗》拓下来了，一天之内拓了四张，三张自己留着，一张送给了老子庙的张当家。由于向黄的拓片技术最好，主要的工作量由他一个人负担，弄得向老师腰酸背痛。事后，刘奇晋在他的“思槐堂”博客上专门表扬了向黄，并写道：“能者多劳嘛。”2013年，刘奇晋夫妇和几位好友还跟我拜谒青城山玉清宫，主要是看看刘咸荥等名人写给道观的墨宝。那次游山对刘老师来说已经是比较吃力的，但我们还是非常愉快地完成了独特的游学活动。
跟刘奇晋先生一起去过的地方、走访过的人，难以一一列举。我回德国以后，我们还经常以电邮的方式联系，来信签名处他偶尔会用“奇哥”两个字。其实，刘奇晋对做学术的难处也是很了解的。他知道，我在海外研究道教已经是比较边缘的领域，再加上四川槐轩之道、川西夫子刘沅，那就是冷门中的冷门。2008年，我申请的一次研究经费延期未能通过，导致当时没有固定职位的我失去了保障，不得不重新寻找支持这项研究的机构。2008年因5·12大地震原本是十分痛苦的一年，大家的心情都很低落。但刘奇晋却挥笔写下了一首《笑笑歌》，并邮寄给我，给予了我很大的安慰和鼓励；文曰：“一笑，烦恼跑；二笑，怒气消；三笑，憾事了；四笑，病魔逃；五笑，永不老；六笑，乐逍遥。时常开口笑，寿比彭祖高。”
最后一次与刘奇晋先生参加活动，是我到川大就职以后的事。四川省政府参事室、文史研究馆于2018年7月6日在成都举行了“纪念刘沅诞辰250周年研讨会”；我在会议上发了言，也是刘奇晋安排我参加的。当时，他身体已经非常虚弱；想起会后先生套上了制氧机、呼吸困难、却仍旧热情招呼我的样子，到现在还会感到心痛和惋惜。刘老师真的把最后一口气献给了刘氏家学的传承！2019年3月4日，刘奇晋先生于9点16分走了。3月9日下午，我在新都宝光寺参加了追悼会，并看了先生最后一面。3月10日早上，宝光寺方丈意寂大和尚为奇晋先生主持荼毗（火化）佛事。
前段时间，一位好友约我去宝光寺游览。我们慢慢地穿越了古刹的所有殿宇，自然也走到了禅堂的入口处。那里悬挂着刘奇晋所书“禅堂”两个大字以及一副楹联：“行须缓步，语要低声。”看着先生苍劲的大字，我举起手机准备留影，却因为大字下方摆放了一个印有标语的牌子而犹豫。我朋友果断地把牌子放在了一边并说道：“拿走你再拍撒。”此刻，我似乎隐约听见了刘老师的笑声。
